林彪三快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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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政协2019年第26期
                天津政协网 www.tjszx.gov.cn 日期: 2019-12-25 09:37 来源: 市纪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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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一些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党员干部禁不住利益诱惑,出现了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王仲案查处始末

                  讲述人:蒋秀生

                  原中央纪委教育室干部,1984年到1986年参与海丰县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的组建工作,挂职海丰县委副书记。先后出任《中国纪检监察报》副总编辑,中央纪委派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正局级纪检员,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主任、《民生周刊》杂志社总编辑等职。

                  1983年1月17日,一声枪响,原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海丰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仲,被执行死刑。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由于王仲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全国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极具典型性、代表性。因此,中央准备拍摄一部名为“警钟”的警示教育片。为此,1983年8月,刚刚调到中央纪委教育室不久的我,陪同当时的室主任张黎群同志来到海丰作调研。

                  海丰的情况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当时王仲已被处以极刑,但遗留给当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海丰县地处三地交界处,历来就是个“三不管”的穷地方,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个“牛地”。当时,尽管上级部门从汕头派来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但是,都不安心工作,“帅不升帐、将不出工”,整个县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当地走私问题依旧严重,“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走私,满街都能见到走私的手表、收录机等物品。

                  回到北京后,我们立刻向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李昌作了汇报,并以教育室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我记得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海丰问题非常严重!”

                  王仲这个案子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了,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全国轰动的大案。

                  王仲1949年参军,同年入党,1976年2月起先后任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王仲的腐败缘于一台电视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港澳谋生的海丰县人多达30万。改革开放以后,从港澳回来探亲的和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为了能够早日去香港探亲,1979年秋,当地一名广播员给王仲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很快就如愿以偿,这也是王仲的“第一次”。

                  尝到甜头的王仲,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物品,甚至将缉私的物资运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转手倒卖。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余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

                  王仲带头侵吞缉私物资,在海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干部受腐蚀,一些缉私人员甚至执法犯法。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走私货物交易市场,被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对于王仲和海丰县的情况,许多群众写信检举揭发,引起中央重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1983年1月17日,汕头举行1.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后,王仲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执行枪决。

                  王仲及相关涉案人员得到了严惩,但能不能帮助海丰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我们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纪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海丰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之一,派出联合工作组进行整改。

                  党性党风党纪实验区是中央纪委从1983年5月开始建立的。实验区的做法是,由中央纪委和各实验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党的组织状况、党风状况、党员状况和社会状况,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措施,为怎样抓好党风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

                  当时,全国有河北、广东、黑龙江、宁夏、北京五个省区市建立了实验区。根据我们汇报的情况,中央纪委决定将海丰作为广东省的实验地。中央纪委派我任实验区工作组副组长,广东省纪委派出了研究室主任何水云和另外一名同志,分别任县委书记和工作组组长,又挑选了一些优秀的同志,组成了新的县委班子,从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为海丰“拨乱反正”,研究、探索沿海开放地区党的建设工作。

                  但是,真正来到海丰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当年的海丰,许多乡镇的党组织成为走私犯的指挥部,与王仲案一起立案审查的159起案件中,涉及316人,党员竟占60%以上。

                  从哪里改起?为了找到症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海丰的所有乡镇,包括沿海边穷地区,最终梳理出困扰海丰多年的几大难题,如“台上”干部与“台下”干部的矛盾,“保彭派”与“反彭派”的矛盾(彭指的是彭湃),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的矛盾,还有当地几个家族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等。这些难题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是干部问题。筛选、任用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是我们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

                  经过研究,县委认为加强教育局的管理,必须重新选任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局长。就在这个时候,在调研中偶然碰到的田墘镇党委书记吴华南,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个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魄力、有见识。在我的提议下,县委大胆起用了他。

                  上任于危难之中的吴华南,果然不负众望,半年后,教育局风平浪静,不但没人告状了,而且干部队伍工作热情高涨、积极向上,海丰县的教育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正轨。后来,吴华南还先后担任了海丰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最后成长为汕尾市委书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仍然坚持反彭的人排除在外,体现共产党干部的鲜明立场;不论资排辈,大胆起用有能力、敢担当的年轻干部……就这样,我们逐步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年轻有为的同志,放在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打开了解决几大难题的突破口,稳定了当地政治局势。

                  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干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推动当地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就必须一手抓作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导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也是党性党风党纪实验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抓作风,不能只靠说教,关键是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我们整个县委班子,坚持从自己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海丰县穷,我们就更不能贪图享受。那时候,办公室就是工作组同志的卧室,一张桌子,一张硬板床,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在生活上,我们不能摆出领导干部的架子,但在工作上,我们必须体现出领导干部的样子。

                  在海丰工作期间,我们遇到过一次严重的山火。当时正值半夜,听到消息后,我扯了一件衣服就往外冲。这时,有同志拦住我说,你是县委领导,在家里指挥就行,不用上山,太危险。我一听就急了,一把推开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上,谁还会上!

                  那次,在我们县委班子的带领下,各委办局的领导同志都冲在了救火的第一线,看到我们往山上冲,许多干部和群众也都自发地加入,最后一起努力扑灭了山火。

                  也许是我们这种身先士卒的态度,打动了当地的党员干部,打那次开始,我们都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疏远感明显淡化了,主动找我们聊天,汇报思想的逐渐增多。庸懒无为作风也随之开始转变,为当地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海丰一个80多万人的大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在当地几个县中处于最末流。全县除了汽修厂和糖厂两个企业外,其他基本都“死火”(倒闭)了,没有生活来源的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去走私。而走私不但影响国家税收,更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发展经济,必须从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开始!我们把抓走私上升到事关党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严厉打击。与此同时,为帮助当地企业寻找恢复生产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全县各委办局召开了30多个现场工作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群策群力。县委、县政府领导每人还负责对口联系几家企业,跟企业负责人一起制定生产计划,帮助他们引技术、找销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86年底我挂职结束离开时,已有十几家企业恢复了生产,县财政收入达到了6000多万元。之后几年,海丰县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发展特色的产业布局,再后来,当地区划调整,单独设立了汕尾市,下辖4个县市区,海丰县在其中财政收入排行第一,从垫底的“末流县”一跃成为“领头羊”。

                  海丰的实践深刻说明,一个地方的风气怎么样,关键在干部、在领导,在那里的党风。党风正、民风正、人心齐,经济建设的发展才有保证和依靠。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面对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党中央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

                  用铁的纪律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讲述人:曾繁茂

                  原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先后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教育室副主任、教育室主任、宣传教育室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社长。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文革”中,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迫害,改革开放平反后,有些人认为自己在革命中流血拼命,在“文革”中又受了委屈“吃了亏”,他们的子女受连累,没能上大学、没有好的工作,失去太多,现在重新掌握了权力,就应该让自己和家人得到特殊照顾。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一些领导干部中颇有市场。在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意见,在8个方面典型的不正之风中,“搞特权,谋私利,生活特殊化”被排在了第一位。

                  针对这一现象,1979年,中央纪委代中央起草《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推动该规定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公款吃喝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一些企业还流行着一句话,“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意思是说,只要吃好喝好,事情就好办了。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中央纪委多次通报,中央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规定,但收效都不明显。比如,针对“四菜一汤”的公务接待标准,有的地方用碗里套碗、大盘套小盘的做法,继续大吃大喝。

                  整治收到明显成效,并取得较好反响的,就是丰泽园饭庄的吃喝事件。

                  丰泽园是一个特色饭庄,主要服务对象是机关、团体和外宾。一些高级干部借故到丰泽园吃“客饭”,即付少量钱,吃高级饭。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经常去吃这种“客饭”。他几次吃喝122.24元,但只交了19元,还把没吃完的烟酒打包带走了。少交的100多元,放在现在看是个小数字,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却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好几个月的工资。

                  饭店里有一个厨师叫陈爱武,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对王磊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就决定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件事。对这个问题,饭庄中也有不同意见,认为部长那么大的官,吃个饭算啥?但陈爱武认为占国家便宜,就是不正之风,于是坚持反映,一直告到中央纪委。

                  得知情况后,中央纪委非常重视,派常委曾涌泉同志前往查实后,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向全党通报。为此,王鹤寿同志还亲自起草了通报。通报发布之后,王磊本人作检查,请求纪律处分,还写信给丰泽园,要求补足欠款。1982年3月,王磊被撤职。

                  陈云同志对党风一直高度重视,针对此事,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要求“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纪委全会上,邓颖超同志表扬了这个通报,说发得及时,社会反响很好。那段时间我去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调研时,许多同志跟我说,连部长这么高级的干部也通报,中央纪委真是动真格的了。

                  “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党和国家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全党一样,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陈云已经73岁了,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在恢复重建后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陈云的讲话为中央纪委开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我到中央纪委时,正赶上集中整治“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三招三转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农转非、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或合同工或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以及职工住房建设和分配中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也最为强烈。其中,我直接参与了1980年高考作弊问题的调查了解和撰写报告工作,印象深刻。

                  “文革”期间,1700多万青年响应中央号召,上山下乡接受锻炼。知青返城,高考是一条重要出路。但是,在这十年中,许多知青被迫放弃了学业,再重新捡起书本谈何容易,一些人便打起了作弊的算盘。

                  1980年的全国高考作弊问题涉及13个省市,最严重的是湖南衡南县和河北获鹿县,这些地方的作弊已经不是偷偷摸摸的搞夹带,而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部署。但即便是作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一些落榜考生,就将作弊内幕反映到教育部。

                  中央纪委得知这一消息后,派我去调查。在听取了教育部同志介绍的各地高考作弊情况后,我认为问题非常严重。因此,除了向领导作汇报外,还撰写了一篇《要情摘报》。

                  后来,这一问题被全国通报,有关考生成绩作废,主要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建房分房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当时,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4平方米。但是,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却利用职权多占房、占好房,甚至有的人孩子一出生,就能分到房子。这种典型的苦乐不均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针对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风,中央纪委仅1982年就4次发出通报。经过连续两年的专项整治,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风得到遏制,各地共退出多占的住房80多万平方米。1984年4月,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表示:“在许多地方这股不正之风已基本刹住”。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有人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提出要在执行纪律上给干部“松绑”的口号,认为纪检部门手伸太长了,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甚至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纪委”的说法。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还说,“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和党纪教育”

                  1979年1月,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会,指出各级纪委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项就是加强对党员的党纪党风教育。

                  这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党性党纪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85年3月13日,陈云在听取王鹤寿、韩光汇报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纪委全国工作会议的设想时指出:“为什么那么多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这些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由此想到,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检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和党纪教育。”

                  党的十二大以后,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1983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第一个教育室,职责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内培训纪检干部;二是对外开展全党的党风党纪教育,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室改成了宣教室,并增加了及时发布大案要案的查处结果,向海内外广泛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重大成效等工作内容。作为宣教室主任,我担任了首位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

                  这是一项政治政策性很强、业务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1993年夏天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情形。

                  那次,针对反腐败的一些热点问题,法国人道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那是一名70多岁的法国老记者,上来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在中国各地做了几个月的调研,根据老百姓的反映,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降低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是我前一段时间去深圳一个村做调研,村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去困难时期,我们这边的人都往香港跑,现在我们富裕了,香港人总往我们这里跑,为了办理审查手续,我们增加了好几个人手”。二是前不久,有一批学生去广东顺德筹资搞活动,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每支持你100元,你就要喊一句“邓小平万岁”。

                  讲完后,我对他说,这两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共产党,你说共产党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当然,不可否认,目前也确实有极少数党员,不遵守党的宗旨,搞歪门邪道,丧失了党性,影响了党的威信。但是,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并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之后,我向他介绍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

                  听完我的回答后,这名老记者诚恳地说,“我之前在苏联当了13年的记者,认为苏联之所以倒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不顾行,丧失了宗旨。您的回答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够长期执政?因为你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着自我革命的清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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